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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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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 内容: 1楼

      余 玮/文 
      text by yuwei 
      冯春富/责任编辑 
      editor by fengchunfu 
      余 玮/图片 
      photocome by yuwei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此前曾历任光华大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教师、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师,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职员,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周有光调任北京的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学的后来都倒了霉。留在上海搞经济学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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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 回应:“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 内容: 2楼

      汉语拼音从中国走向世界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都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当年毛泽东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3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3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期间,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他说,在干校时期最大的收获是“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邀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时,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1小时,却现场答疑1个半小时,期间不乏幽默的精彩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O’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O’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OO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O’是外国的,现在也是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不要觉得奇怪。当然,变,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能接受有的接受不了,要有一个过程。比如我们小时候没有‘沙发’这个话,这是洋话,但现在不感觉它是外国话了,而且约定俗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不合理的词语会慢慢地被淘汰掉,因此所谓规范化、标准化,一定要在社会语言的成分稳定以后才能规范化,否则你规范它也没用处。”他表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不是一次定下来的,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研究不断改进。“语言在变,你的规范也要变。所以规范化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推广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一股“汉语热”正在世界五大洲升起,不少国家从中学生就开始通过拼音学习中文,而且进步很快。这就不能不感激半个世纪前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师周有光。近几十年来,周有光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现代汉字学及语文现代化的研究中,在他的倡议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他任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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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 回应:“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 内容: 3楼

      “四朝元老”是位“新潮老头”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有一位外国哲人也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他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交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沈从文的书占了2/3还多,墙上则挂了几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有一张丁聪画的漫画很有意思,漫画中,周有光踏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夫人张允和一同出游,老两口的亲密、默契与恩爱,惟妙惟肖。周有光说,他们夫妻俩跟丁聪是好朋友,一次他跟丁聪说自己要买一辆三轮车带着老伴出去玩,没想到,被丁聪画成漫画在报上刊登了。 
       谈话的间隙,周有光从身后的小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给记者看。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里面收入了包括周有光在内的许多知名语言学家的传略。记者在目录处看到每一个传主后都有周有光用铅笔做的标记,注明有关传主的去世时间,而只有他自己还健在。“现在,收在这本书里的好朋友和同学全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八宝山去了,只剩下我。长寿也不是一件好事,佛经里说,99岁功德圆满。2005年春节前后,我患肝溢血住进医院,医生说这种病治好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可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我又回来了,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们都来看我,我好像成了观赏动物一样。”  
       已是百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日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电脑写作。他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书桌旁边,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他指着说:“写文章全靠它了。”说着,他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给周有光的礼物。从此,周有光开始每天用这台电子打字机写作,用双打全拼输入中文。这台打字机保养得很好,至今他还经常用这台“夏普”,尽管儿子后来给他购置了一台更高级的电脑。“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  
       高龄“换笔”之后,周有光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周家的保姆30多岁,周有光曾劝她学学电脑,保姆说:“我都老了,还学什么电脑呀?”周有光说:“我还没说老呢!”他不但说服保姆学电脑,还在保姆女儿假期来玩的时候,教她学会了电脑。  
       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采访时,他给了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题目是《食衣住行信》。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食”当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他还认为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来4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信”。耄耋老人还在关注身边的社会学,用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可嘉可赞!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超过100岁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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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题: 回应:“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 内容: 4楼

      老者生命从80岁开始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1946年底,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在太平洋过子午线的前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过了子午线,日子要重复一天,还是他的生日。接连两天过两个生日,真是难得。2001年阳历1月13日是他的生日,凑巧这天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也是他的生日。阴历、阳历两个生日在同一天,要大半个世纪才发生一次,这也是百年难遇的趣事。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他总能够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 
       老人说:“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我认为没有必要生气。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生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家做错了事情,我生气,不是我倒霉吗?”就是这种宽容的心态,才使得这个慈祥、快乐的老人得以高寿。 
       周有光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网球,现在已经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了,老人就自己琢磨了一种运动方式,还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象鼻子运动”。周有光说:“大象的身体很庞大,但它却健康得很,不大生病,虽然它没有蹦啊跳啊的,但它的鼻子却经常地运动着,这正是持久的小运动带来的大健康。而且这种锻炼不需要器械、场地,随时都可以进行。”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角,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周有光认为要健康愉快就要善于自己创造条件。“老年人切忌孤独,应广交朋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或者与忘年朋友交流思想,吸取青春活力,使老年生活兴味盎然。我现在都老得出不了远门了,只好把青年朋友请进家来。”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4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4个屋子跑来跑去,周有光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年人离退休后,应该珍惜和把握自己的生物钟,平时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起居按时。老年人了解和掌握生物钟现象很有好处,一方面积极配合家庭成员的生物钟规律;另一方面要把握自己的生物钟规律,充分利用高峰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低谷期要注意休息,保持心情愉快。”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 
       先生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主食吃得很少。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粗看平白琐碎,细看则立意深远。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周有光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  
       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骨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记者担心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在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他谈兴正浓,完全不像已逾百岁的老人,看他高兴的劲头,倒像是个顽童。 
       告别时,老人坚持要送记者到门口、下楼梯。记者回过头来,只发现眼前超高龄的老先生确实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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