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玮/文 text by yuwei 冯春富/责任编辑 editor by fengchunfu 余 玮/图片 photocome by yuwei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门铃,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记者只见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记者所要采访的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我们面对面坐在有年头的、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难以想象,这位唯一健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者那么大的学问竟是在这小小的书桌上做的。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此前曾历任光华大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教师、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师,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职员,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周有光调任北京的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学的后来都倒了霉。留在上海搞经济学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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